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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北京丰台，大杂院儿。

        蜂窝煤、火通条、拔火罐儿。

        这大概是那一代人对煤炉的印象吧。

        但对于我，却是烤红薯、烤馒头、烤土豆儿……

        煤球炉子，是北京人对煤炉的称呼，因为早年是用这种炉子烧煤球儿的，后来才烧的蜂窝儿煤。那会儿大家都节省，碎煤末子不舍得扔，所以时不时的，会看见谁家的窗根儿底下，晾着一小片儿划着小四方块儿的煤饼子。

        那个时候，煤炉不仅是做饭用具，更是取暖设备。入冬后，当蜂窝煤堆得比窗台儿还高的时候，我的美味也就如期而至了。

        放了学一进屋儿就能闻到甜香的味道。

        母亲一早儿总会把几块蒸红薯放在炉台儿上。经过一上午的熥烤，红薯的水份慢慢蒸发，糖份则会一点点儿的凝结起来。棕红色的糖稀会顺着红薯褶皱坍缩的外皮，缓慢的滴落在温热的炉台儿上，进而被烤成冒着泡儿的淡黄色糖浆。稠稠的、黏黏的，那甜香的味道就来源于此。

        只是能吃到一块儿这样的红薯不仅需要等待，更是需要运气。

        当你以最恰当的时机拿起它的时候，糖浆会随着你拿起红薯而被拉成屡屡金丝。而且当你掰开红薯的时候，内里是滚烫绵软的，而挨着炉台儿的底部却是扎实焦脆的！

        但如果红薯被不幸的晚拿起一时半刻，它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因为糖浆焦糊，红薯梆硬，只得用力啃嚼乃至忍痛弃之。然而另一种食物却是禁得住时间的考验，甚至是愈久弥香的，那就是馒头。

        那个年代，馒头家家自给自足，谁要是买馒头吃，简直算是败家。如果晚饭剩了半拉，母亲会随手放在炉台儿上。转天我下学的时候，如果母亲还没有做好晚饭，它就成了我的餐前点心。

        馒头是不怕炉火炙烤的，当然，不能是明火。这道理我小学时候就知道了，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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