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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恭启，儿臣蜀王李恪敬拜：自儿臣北上始，至今已近一载矣。儿臣入突厥已久，亦深感颉利可汗与我大唐合盟之诚，求和之切，汗庭上下，尽待儿臣为上宾，视大唐为兄弟之邦，合盟之事可谓成耳。所谓兄弟之盟，自当友助，今恰逢北地大雪，气候骤劣，突厥牛羊冻死无数，百姓困苦，儿臣已亲眼睹之，同感悲切望父皇筹粮以助，大唐与突厥共度关厄，儿臣蜀王恪再拜！”

        李恪写给李世民的借粮信字数不多，言语简练，前后不过百来字，但李恪一向狡猾，颉利岂能信得过他，这些字颉利都去叫了赵德言逐字解译，仔细核验过的，确保这封书信的内容觉得没有半点问题，甚至对李恪的这封信还颇为满意。

        而颉利的顾虑李恪又怎会不知，李恪纵然不希望大唐以粮草资敌，但也不会蠢到直接在书信中写明，李恪动的手脚自然不会是在这些字里行间，李恪动的手脚的地方是颉利根本就意识不到，或者就算是意识到了也不会重视的地方——印章。

        突厥人虽也用印，但却不比中原那般重视，就连颉利堂堂可汗也只有一枚不常使用的印章，哪里知道大唐不同场合用章的道理。

        所谓印者，信也，不同场合，印章的用法自也不一，有些身兼数职的官员，甚至官印便有数枚，私印就更不必说了，遇到些讲究的，甚至能拿出二十来枚印章，所宜用的场合还各不相同。

        李恪写给李世民的书信，以父皇相称，以儿臣自谓，甚至搬出了蜀王李恪这样的名号，可谓满纸堂皇，可就在李恪准备将信送出时，李恪最后在书信上加盖的却是自己的私印，而且还是李世民在他刚刚开蒙时赠与他玩耍的私印。

        李恪以朝臣的口吻写信，按理说加盖的自然该是李恪的蜀王大印，可李恪却偏偏加盖了自己幼年时玩耍用的小印。

        乍一看自然看不出什么不同，可细细品来却极不是滋味。

        这就好比一个人，身着一身骑射穿的窄袖胡服，出现在大唐的朝会之上，人虽然还是那个人，但却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仿佛是一场儿戏一般。

        而儿戏，这也正是李恪想要让李世民看到的东西。

        当李世民看到了李恪自突厥寄来的信，便已经知道了李恪的意思，当即命人传诏三省及六部要员入宫议事。

        “启禀陛下，蜀王言公事，却用私章，信中所书恐怕不是蜀王的本意。”房玄龄方一看到突厥送来的书信，便对李世民断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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