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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什么事，当员工就不能和老板叫板，当儿子就不能和爹犟嘴。

        这种解释，国君听了倍爽，采用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儒家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当国君是一个合格的国君之时，臣子就应该以臣子臣服之，做好自己的本分；父子亦然！

        这么一看，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合格不合格的国君，并不是由国君说了算，而是低下的臣子们认可不认可，不认可，你做的再好，也不合格，臣子就不该臣服，而是该将国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这就是儒家真正的‘礼’，对错的最终解释权都在儒家手中，说白了，就是儒家一大独大之后，垄断了学术的解释权，成为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这里面有没有儒家古意使然，谁又说得清楚？至少两千多年来，必定有人发觉，但无力改变。

        法家，则不同，‘法’即是‘规’，‘规’就是‘条规’，是必须在书面上体现出来的，给与解说，需要向百姓陈述，并严格按照法规来实行，相比之下，刻板，但公正这点，没有那家学说能与之媲美。

        刘浩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只是摇摇头，否定了荀攸的说法；

        “公达兄，元皓先生，在我认为，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人治！”

        刘浩说完，给了荀攸和田丰思考的时间，刘浩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儒家将‘人’想的太过理想化，目的是将所有人都调教成君子、圣人，哈哈哈，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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