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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徐泽作为皇帝，眼光却放得更远，对他来说，赚钱永远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上的进步。

        海商出国后于外国之间做转口贸易利润极其丰厚，丰厚到让海商们宁愿冒着他国宰割无人主持公道的风险也要长期滞留海外。

        这种偷税行为固然让冒险的船主和海员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海贸税收，最关键的是存在人员失控商盗勾结的风险。

        王朝处于上升期还好，有强大的帝国海军纵横四海，可以狂虐周边小国，不用担心任何人能在本国周边搞事。

        但王朝衰败后，这些有钱有人还可能在海外有基地的海商就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肯定有人会内外勾结威胁帝国的海疆。

        而采取“饶税”法后，就能有效减少商船故意滞留海外的时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其次，是技术上的发展。

        在正乾皇帝的高度重视下，大同帝国投向海船设计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而回报也极其丰厚。

        有孟康的主持，之罘造船厂的大匠们接连攻坚克难，大同帝国最新的军用风帆战舰的性能已与赵宋水军彻底拉开了距离，也远远领先于徐泽记忆中的“此时”西方世界。

        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同帝国就能开启大航海了，但徐泽显然不会满足于以风力和洋流做动力的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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