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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大宋对民间兵器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这也是徐泽上梁山后，一直没有打造兵器的原因之一。

        本朝立国之初，由于五代的持续混战，兵贼盗匪遍地，民人纷纷结宅建坞，习武治兵以自保，国家又因急剧扩张，官吏严重不足，对民间治安的管理力量很弱，所以，最初是允许甚至鼓励民户持有武器自保的。

        但自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始，朝廷就屡次诏令禁兵，除了弓、箭、刀、短矛、盾牌“五兵”不禁，其他兵器装备则一概禁止，尤其是长矛、盔甲、弩等军用兵器。

        而靠武力开拓之地、刚发生叛乱的地区等，为了防止叛乱再起，则是连“五兵”也要禁止。

        首都东京城内，除了官员和兵将可以按照有关律令持有相应的兵器外，其他人员一概不能持有兵器。而因战事频繁的陕西诸路和一些治安复杂的地区，官府则会有条件的放开禁兵管制，以增强当地自卫能力。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朝廷推行保甲法，要求两丁以上的民户每家一人为保丁，必须自备弓箭兵器，由于长期禁兵，民间弓箭不足，导致弓箭价格大涨，一张弓的价格达到一千五百文，十支箭的价格也达到了六七百文，一些民户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购买弓箭。

        哲宗时，朝廷又规定保丁的兵器除了冬天训练的时候拿出使用，其他时间段一律收缴库藏。

        今上大兴土木后，国力耗损，民怨渐起，各地又进一步严管，一些路、州干脆将所有武器收缴，并取消了有关的军事训练，连民间的弓箭社也一并解散，并禁止民间学武。

        但实际上，这一禁令执行的并不彻底，徐泽携带长枪从延安一路到达梁山，也没见人将其拿下（当然，也有徐泽处事谨慎，从不携带利刃进城的原因），而在严格禁兵的东京城，徐泽就发现了孙羊正店旁，一家武器店便光明正大的营业，生意还相当不错。

        梁相公的牵制之举，反而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徐泽为此沾沾自喜，却不知朝廷对和其同时呈于御前的董舜咨、董彦博二夷部的安置意见：以保州地改设祺州，董舜咨为刺史，寻迁观察使；以霸州地设亨州，董彦博为团练使、留后，迁节度使。诏成都给居第、田12顷。二州经费岁用钱12100缗，米麦14700石，绢2850匹，绸布、绫绵、茶、盐、银等不预，后皆为砦。

        嗯，朝廷对归化之民，就是如此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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