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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日本的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终于到了1946年5月3日，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大审判的日子。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对发动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和德国战犯进行的两次世纪大审判，意义重大，可以说对战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凭借前世的记忆我对两次审判的经过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很多罪大恶极的战犯经过法庭的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被判处了死刑，结束的罪恶的一生。而一部分本该判处死刑的战犯却在美苏两国的政治利益面前成为了“漏网之鱼”，逍遥法外寿终正寝……这样的结果让在战争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国家的人民难以接受，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状况。

        身在日本的我也很想亲自去现场旁听一下即将在东京举行的针对日军主要战犯的东京审判。

        于是，我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申请，麦克阿瑟将军很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在他看来在战争中曾经获得过三枚勋章的我，是美国军队中的名人，是非常有前途的少壮派军官代表人物，只要不耽误我的本质工作，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都会给予批准，可以说我在日本的美国驻军中享有一般人无法获得的特殊待遇。我心里非常清楚上峰之所以如此看重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能力有多么突出，而是我身后的一些人脉关系在影响着政客和军中高层的切身利益，这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整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众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从审判开始到宣布最终判决，一波三折，收集被告战犯的犯罪证据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日本工作期间只要有空我就会去法庭现场旁听。

        在法庭上我看到顽固不化的战犯们面对战争罪行的指控，强词夺理，拒绝认罪。各国法官们据理力争，驳斥战犯们的各种谬论，唇枪舌剑，审判的过程困难重重。作为旁观者，我对这些战犯深恶痛绝，我希望他们都下地狱，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大半个亚洲陷入一片混乱，数百万的无辜平民惨死，数以万计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想到这些我就义愤填膺，恨不得把这些畜生撕碎。我看到坐在我周围参加过战争的各国军人代表，他们一个个也是怒目而视，盯着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

        我妻子克莱尔也带着孩子去旁听过几次，虽然她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几年战地记者的工作经历，也让她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她也非常痛恨那些十恶不赦的战犯。尽管跟随我来到日本生活，她已经辞去了记者的工作，但她依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美国国内的多家报社投稿，发表了很多篇关于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新闻稿，她写的大部分新闻稿我都看过，她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了庭审过程，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日本战犯的仇恨，以及她个人对国际军事法庭的看法，也对当时司法制度的漏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抨击。看到她写的新闻稿，我觉得她的言辞过于激烈，虽然美国的新闻界一直倡导所谓的言论自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是政客们欺骗民众的说辞，克莱尔写的文章很可能会得罪很多人。面对我的担忧，她淡然一笑，她说她只是陈述事实经过，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在乎是否会得罪人。

        我们一家三口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三年半，我和克莱尔只要有空就学习日语，从最基本的日常口语会话到看懂当地的报纸，听懂广播上的新闻播报，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当地生活的美国人圈子里，我们是学得最快的。克莱尔在学会日语之后，甚至给我们牙牙学语的儿子威廉也教授了一些简单的日语，威廉接受的也很快，三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切换日语和英语，跟我们进行对话。

        光阴似箭，我们在日本度过了第二个年头。1947年2月的一个周末，克莱尔收到了她父亲的一封来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她的弟弟罗恩给家里来信了，他还活着，目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生活，并在当地娶妻生子，一切安好，罗恩非常希望和姐姐克莱尔取得联系，并让父母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罗恩在战争中劫后余生，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亲爱的布鲁斯，罗恩还活着，感谢上帝，这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好消息。”克莱尔热泪盈眶激动的说道。

        “嗯，你给罗恩写一封信吧，问问他在比利时过得怎么样。顺便替我向他问好。”我也激动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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