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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两岁的时候，在三舅家住过一年的时间。

        是三舅教会了我走路，然而三舅却天生不能走路。

        那时候，三舅一个人住在祖上老宅的北院儿，院子坐北朝南。听我母亲说，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东、西、北三个院儿是连在一起的。

        那会儿，每到入了秋，姥爷都会在当街叉着腰站着。见着乡下的小驴车，就让车把式把车赶进大院儿里。大伙儿七手八脚的，从车上卸下来圆圆的绿皮儿老倭瓜、长长的白皮儿大角瓜，和刚打地里刨出来的，带着沙土的红皮儿或紫皮儿的白薯。赶寸了，还有一篮子的半空儿。

        后来，老人们相继过世了，哥儿几个也就分了家。因为四舅在空军服役，所以偌大的院子被一分为三，大舅、二舅、三舅各分一处。

        我去的时候，院子北面的三间草窗户纸，连木窗棱都七横八岔的，成了野猫和老鼠的战场。西面的房子倒是两间崭新的大瓦房。后来大点儿了我就琢磨，三舅那么能挣，为什么不一起把北房三间也翻盖了呢？估计是单身的缘故。果不其然，七九年三舅结婚，就把北房翻盖一新了。

        那会儿东墙根儿的小厨房旁边，长着一棵硕大的枣树，是姥爷年轻的时候亲手种下的。树冠已是遮天蔽日，树干更是一个人抱不过来，那树尖儿就在十来米高的半空晃悠着。我长这么大，就没再见过如此茂盛的枣树。

        每到秋后，树枝上就挂满了红多黄少，两寸来长的大枣子。每一根枝条都被沉甸甸的枣子压着，在天高云淡下的秋风里摇曳。

        打枣儿的时候，树上攀着一个人，树下必要站着两个人。三个人相互配合着，上面的人一杆子打将上去，下面的人就赶紧抻个大床单子仰头去接。稍不留神，大枣儿就砸在地上碎裂一片，捡都捡不起来了。我觉得，下面接枣儿的比上面打枣儿的还辛苦！

        打枣儿的事情都是由西院儿二舅家的大小子代劳。打下两盆枣子，多半儿归了西院儿的孩子们。顺便说一句，西院儿大舅家生了九个孩子！二舅妈那叫一个苦啊，咱们改天再说。

        在解放前，谁家都是生一大堆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您就是有钱，也难保不有个把夭折的。母亲是娘家的老丫头，她曾经跟我说起，早年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夭折了。

        之所以三舅不去打枣儿，是因为三舅小的时候得过严重的小儿麻痹。算是万幸，捡了条儿小命儿。但也因此终生与轮椅相伴了。而且不仅是腿，连腰椎也变形的厉害。

        姥爷是远近闻名的修鞋匠。到了三舅这一辈儿，哥儿几个谁都不愿意从事小手工业，各寻了公家的事由儿。姥爷自然便把满身的手艺传给了三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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