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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士林与官场，李沼冯道范质魏仁溥等都反应激烈，而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商人与市集，冯道等基于安抚与交换的心理，就准备与曹元忠妥协。

        然而郑渭目光地扫了众人一眼，却是冷冷地道：“商贾逐利，官员未必不逐利！商贾为了眼前之利不顾国家，可不见得当官的就会对国家多忠诚。过去几十年，叛国投胡的，是文人士大夫多，还是商贾生意人多？要动官员，监察台不许，商人属于民众，要动商人，不妨先问问纠评台。”

        冯道李沼等听郑渭将文士拉到跟商人同等地位上，心里都十分不舒服，然而却无法可说——五代的文人，哪有多少气节可言！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操纵舆论大权的文士每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所有人：武人是粗鄙的，文人是逐利的，所以都不值得信任。然而作出如此评判的文士，便值得信任了么？儒家的圣人定立道德标杆，本来是拿来要求自己的，落到后世末儒那里，就变成拿来评判别人的工具了。

        魏仁溥道：“郑相的意思，是要请杨国老来议么？”

        郑渭道：“不是请杨国老来议，而是放到纠评台上去议。”

        冯道等为之愕然，只多请一个杨定国来议，事情还控制在小范围的讨论内，放到纠评台去议，那事情可就很难收拾了。

        这几年中原的商事虽然大兴，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低下——不见这个廷议中奈布几乎一言不敢发么？若不是因为郑渭的特殊存在，刚才曹元忠的动议多半就会通过，商人的利益就“理所当然”地被冯道等人牺牲掉了。而郑渭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也是出于历史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是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

        眼下商人们再有钱。其财力也影响不了廷议，但若放到纠评台那就不一样了，商户们的财力控制不了的三府二台的大员，但影响众多大大小小的纠评御使就不一样了。

        冯道说道：“大事不谋于众，事若不密，恐误国家。”

        郑渭道：“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有什么不可说的？这些年行商坐贾出钱出力，秦西之守、漠北之战，前方固然有将士们搏命厮杀，后方也有生意人勒紧了裤腰带支持我们，更别说战后重建、交租纳税，他们也都是大头——没有他们，我们有底气免掉河北、山东、河南和荆北的农税？这个国家本来就有他们的一份，不能太将他们不当人看。真觉得如今的商政有问题，真的要整顿一番。至少该问问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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