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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计算天策八年那场几乎对经济没有很大影响的洛阳战争，河北、山东可以说已经和平了三年，第一年的免税令让百姓缓过了一口气。接下来连续两年的和平发展，更让百姓家中有了一点积蓄。而原本的西枢那边，也积了三四年的收成，所以天策大唐在粮食方面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

        随着商路的开通、海贸的繁荣，光是燕京新城、天津新城那有限商业地皮的放出，就为大唐政府回笼了巨额的资金，天津、登州两个港口，更是源源不绝地输送着关税，更别说内河的关卡厘金，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所以郑渭接掌整个政府，在和平东西两枢时，财政上也是相对宽松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事，原本东枢西枢各有一套人马，许多部门功能上几乎完全重叠，只是在地域管理上划成两块，如今要将两班人马整顿成一班，这里头就要花费郑渭很大的精力与智慧。

        权力这东西，放下去容易，要收回来就难了，任谁拿到了手都不肯放开的，当初设立东枢，原是为了应对快速扩大的疆域而采取的便宜行事，按理说西枢才是真正的中枢，但这两年张迈长期呆在东面，靠近权力源头的东枢自然权力日重，隐隐已有喧宾夺主之势，如今张迈忽然又跑了，把摊子丢给掌握政务总理大印的郑渭，形势又反了过来。

        两枢合并虽是大势所趋，但也不得不因此而面对历史遗留问题。这期间不免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自是那些仍然保留正职的，愁的却是那些成了副手或者外放的，就连范质其实也不大习惯。

        两枢调整带来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张迈西巡事件，两相搀和，便为天策十年本应无比光明的政治环境，蒙上了一层灰霾。一些流言不知道从哪些角落里窜了出来，很快就引得燕京议论纷纷，余波所及影响到了整个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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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张迈却都不知道，他的人已经到了邺都。

        这次西巡，他带的人马真是不少，中军是陌刀战斧阵五千人，左边是龙骧铁铠军一万人，右边是鹰扬铁骑一万人，前面是卫飞所率领的三千骑射为前锋，后面是马呼蒙率领的汗血骑兵团三千人继之，此外还有九千其他人马，共计四万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南下。这个规模，简直是精锐大出，和上次征讨洛阳相比，也就少了几十万民夫而已。

        也亏是张迈一路上没有干出类似于丝绸铺路的铺张浪费，否则隋炀帝第二的名号肯定是跑不了的了。

        饶是如此，士林也是无比担心。张迈在这次事情上的独断专行。让许多人看到了隋炀帝的影子——想当年，杨广那可是多么的英明神武，论功业，现在的张迈只怕还有比不上隋炀帝的地方，论国势，今日的新唐也还及不上隋炀帝的全盛时期。那时候也是天下宾服，那时候也是四夷来朝，那时候国君也是不顾劝谏远行西域，然后再征高丽，当国力耗尽后，国事崩坏遂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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