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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把陈冲和朗庭两个人从京城弄到欧洲以后，李忠信又猛地想起来，一直一来，他对从巴姆洛夫斯基那边弄一些什么好东西到中国都有一种迷茫，他觉得，很多东西呢！都是不适合他来做的，如果他做了的话，甚至会影响政治，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向，这样的一种事情，是李忠信不想做的。

        李忠信更不想搞什么飞机之类的军火类型的东西，因为李忠信没有那种造反或者是其他的想法，那些东西对他来讲，只能说是一种负担，无论是中国的那些大佬，还是世界上的那么多人，都会盯着他。

        而如果李忠信让巴姆洛夫斯基和巴姆洛夫斯基的领导搞一些从中国流落到苏联的股东呢！这些问题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

        现在的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到了一个最危急的时候，他们那些当官的有权的人，在苟延残喘之际，对于什么来自中国的古董等东西，应该是不会太在意了，如果他能够用很少的钱，从苏联那边搞回来大批的文物，那就厉害了。

        欧洲的中国文物非常多，除了被掠夺到海外的宫廷文物，还有一大部分是明末清初通过贸易流通出去的民间艺术品。其中的精品，至今仍被不少欧洲博物馆奉为上品。

        这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观念，而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欧洲，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个说法，17世纪的时候，中国瓷器没有占领欧洲富裕家庭的厅堂之前，贵族们赏玩的多是意大利锡釉陶器。

        而当中国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等流传到欧洲时，他们显然觉得锡釉陶瓷落后了。来自中国的艺术品符合贵族们日趋精雅的性情生活，顿时成为流行一时的奢侈品。

        中国瓷器改变了他们的审美习性，他们觉得，中国的瓷器非常好，好到只要是看到了就能够觉得是一种艺术品。

        那个时候，欧洲贵族并没有成套使用器皿的习惯，是中国器物将他们非常重要的社交场合—宴会上的饮食文化上升为审美文化。

        有西方专家将这个阶段称为器物革命的阶段，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夜，中国器物带给他们变革的精神力量。

        很多懂收藏的人都说过，但凡收藏之人，都对器物念念在心。因为一个时代的器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这个时代的审美、性情等的物化形式。

        器物是文化的最好的证明，是一种文化血液的物化部分。唐朝的伟大，如果仅有文献，不免令人生疑，因为文献是受记载者主观影响的，不一定靠得住。可如果你面对一件唐朝的器物，比如唐三彩，那对唐朝的理解便直观起来了，当时的审美、技术水平，都凝结在这件器物之上，它述说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近代史上，胡适、鲁迅等学者都重视文物研究，大家还是对这个古董方面的事情很有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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